srb是哪个国家的(德意志银行：畅想2030)
人口红利
当人们认为世界正在变老时，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人口报告》中的人口数字。这些数据的确显示，自1950年以来，世界儿童人口的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降至30%。与此同时，5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几乎以相同的幅度（10%左右）跃升至24%。
但是，尽管自1950年以来人类年龄的中值从大约22岁上升到32岁，但人类预期寿命上升的幅度更多——从46岁上升到72岁。因此，在1950年随机选择的一个人其年龄大于平均寿命的概率约为50%，而现在的这一概率仅为44%。有不同的方法使数字减小，但它们都说明了一种观点，即世界比看起来的更加年轻。
生育率、婴儿死亡率和寿命这三个指标将决定这一趋势会如何演变。不管怎样，有证据表明，人们在生活中做事的时间正在变长——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延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结婚的平均年龄增加了。而且进行研究生学习和买房的人数比例也都增加了。当然，后者是高房价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人们愿意花更多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预期自己能够活得更长、工作得更久。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营销人员仍将18-45岁的人群视为重点对象，而不是那些快速增长的50岁以上的人群。尽管人们正在变老，但他们的购买决定比他们看起来的要“年轻”，因为按占预期寿命的比例而言，他们走过的人生旅程要比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时更短。
如果预期寿命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无论是从绝对年龄还是与平均预期寿命的比值而言，世界老化的程度都很小。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并且指出了与高抚养比率相关的医疗和养老金成本，抚养比是指非工作年龄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值。目前发达国家中的退休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值为1:3，而1990年的这一比值为1:5。他们还指出，老年人不太可能承担风险和创新。
然而，老龄化也并不都是坏消息。首先，年轻人比重超大的国家可能不稳定。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几乎所有偏老龄化的社会目前都处于和平状态，这绝非偶然。此外，老龄化社会往往更加重视年轻人，而且注重对他们的教育投资。
未来10年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将急剧增加，这一事实将使所有那些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来说更加宝贵。当然，“人口红利”一词有多个定义，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其中的一个定义是，当一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在未来10年预计将增加，而在同一时期内其生育率预计将下降时，就称该国拥有人口红利。此外，保持一国的政治稳定也是值得的。换句话说，就是确保该国能够利用人口结构的积极变化。
在本文中，我们所说的“政治稳定”是指那些在世界银行的“政治稳定性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指数排名中位居前半部分的国家。作为补充信息，刚刚挤进前半部分的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伯利兹和阿根廷，而土库曼斯坦、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则则刚刚不包括在内。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只有22个国家符合要求，将在未来十年拥有人口红利。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来自欧洲——爱尔兰，而且只有一个国家来自中东——科威特。相比之下，有包括卢旺达、加纳和博茨瓦纳在内的七个国家来自非洲。与此同时，柬埔寨（Cambodia）和老挝排在四个亚洲国家的前列。其他有希望出现积极人口变化的国家包括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国。
上世纪支持各国拥有人口红利的最重要因素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在全球范围内，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从1965年的17%降至目前的4%以下。较高的存活率意味着，妇女生育较少的婴儿便可以带来与之前相同数量的存活儿童。首先，这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儿童高存活率还解放了母亲，提高了她们在经济中的生产力。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也在下降。而这最终还会使经济受益。
然而，不断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并不总会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事实上，我们对那些在过去十年中儿童死亡改善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国家的研究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幅度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时间和一些文化的改变。
未来10年，一个被低估的文化变革驱动力即将出现——即媒体通过智能手机对人们思想渗透的增加。那些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却没有相应大幅下降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非洲。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近年来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而且在未来10年，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应该会强劲增长。非洲人民将随之获得更多有关家庭健康和规划的信息，以及与当地和全球经济联系的机会。
如果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参考，媒体连接也将会把电视节目带到个人设备上。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能够看上肥皂剧的地区，女性的生育率较低，这是因为很多肥皂剧讲述的是小型家庭的故事。小说也有类似的效果。尽管医疗保健的进步一直是降低儿童死亡率的关键因素，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利用其潜在的人口红利，媒体的轻微推动可能对潜在人口红利的实现有很大帮助。
自加密货币被创造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2017年，随着比特币价格飙升至近2万美元/枚，加密货币才真正引起全球的关注。在今年早些时候，当脸书（Facebook）宣布其新的加密货币支付系统Libra时，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都对此展开了讨论。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拥有逾20亿潜在用户的Facebook有可能会颠覆支付行业，使加密货币的使用成为主流。
但加密货币一直是全球货币存量的补充，而非替代品。尽管它们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好处，如安全、快速、最低交易费用、存储方便以及与数字时代高度相关，但它们还未能成功地成为一种支付手段。
展望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GAFA）（或其中国同行BATX——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中的一家能够克服监管障碍（目前的主要障碍），情况会怎样呢?从长远来看，这将扩大加密货币的吸引力、加快其普及、并使它们有可能最终取代现金
在供给侧，政府、银行和信用卡正迈入无现金社会。
政府、银行和信用卡供应商至少在一个方面有共同的目标：即消除现金。尽管各国政府更加关心的是取缔流通中的大钞，因为这些大钞大多用于黑市经济，而银行和信用卡供应商则正在寻找方法，通过技术创新（如非接触式和移动支付等）鼓励使用信用卡进行小额支付。
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发生了巨变。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一直禁止购买和出售加密货币。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在10月下旬，中国强调将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他重申了中国央行（PBoC）想要利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取代现金的意图。其目的是促进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具体细节还有待确定，但数字货币似乎可能具有以下特点：i)只有商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发行权；ii)中国人民银行将设计所有钱包，很可能不使用区块链。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很可能将很快接受数字货币。
在印度，变革也正在进行中。尽管印度政府强烈反对变革和暂时的现金短缺，但该国政府仍于2016年宣布，1000卢比和500卢比的纸币将不再有效。而且最近，一个政府经济小组提议引入一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受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监管的官方数字货币。
下一个问题与需求侧有关：零售商和消费者对变化的接受速度有多快？
在20世纪，大多数公司和零售商在小额支付中更偏爱接受现金。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零售商更喜欢使用数字支付，因为现金需要计算账单、找零、处理银行排队，而且还存在被盗的风险。在同一笔交易中，这些因素带来的成本大于信用卡的费用成本。合乎逻辑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被数字现金所替代，从而消除或者至少减少信用卡提供商目前收取的额外费用？
根据德意志银行数据创新平台dbDIG所进行的调查，相对于现金支付，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更喜欢非实物支付，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担心匿名性问题。而加密货币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好。
支付技术的普及速度将越来越快
假设各国政府支持加密货币，而且消费者也欢迎，那么加密货币的普及将推动其成为主流货币。下图显示了区块链钱包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曲线。虽然区块链钱包还处于初期阶段，但经过规模调整后，其与互联网曲线的形态基本相似。事实上，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可能会有2亿区块链钱包用户。
加密货币的未来
想要普及加密货币需要克服两大障碍。首先，必须得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认可、变得合法。这才意味着能够保证价格的稳定性，以及给商家和消费者都带来保障。第二，必须考虑到支付市场的全球覆盖。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包括苹果支付（Apple Pay）、谷歌支付（Google Pay）等移动应用程序，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等信用卡供应商，以及亚马逊（Amazon）和沃尔玛（Walmart）等零售商。
如果这些挑战能够被克服，那么现金存在最终消失的可能。但新的挑战将会出现。首先，这将意味着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完全建立在电力消耗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向完全数字化平台的平稳过渡，金融系统需要准备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电力中断或网络攻击。各国政府可能愈加需要在另一个国家安全地存储、备份公民数据。例如，爱沙尼亚选择在卢森堡存储其政府数据的全面备份，包括其公民健康、人口、商业登记以及数据大使馆的详细信息。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也是需要应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发生便很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1989年，魁北克因太阳耀斑爆发而陷入黑暗长达9个小时。
网络攻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2018年1月，总部位于东京的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check报告称，其被黑客盗取了4亿英镑。尽管许多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公开的，但所有5.23亿枚被盗的数字货币最终都进入了匿名账户。
展望未来10年，如果一种新的主流加密货币出人意料地出现，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些在历史上拥有强大银行业的国家正在试验加密货币。另外，加密货币可能会成为数字战争的最佳工具。问题的关键是哪个国家将率先获得许可并建立联盟。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加密货币、金融机构和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
欧洲应如何修复其银行业
随着我们步入本世纪20年代，欧洲经济将面临一个不确定、可能低增长的十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欧洲的银行体系——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其中一条道路是美国式银行体系——即实力雄厚的银行业为小企业、家庭和公司提供支持。而另一条路是日本式的萎靡不振——即银行业盈利困难，实体经济因此受损。
欧洲已经在日本式的道路上迈出了好几步，事实上，欧洲和日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首先，这两国的家庭和企业都对银行业有很强的依赖性。欧洲和日本企业四分之三的融资需要银行来满足，而其家庭十分之九的资金需求依赖于银行。这两个比例分别是美国的两倍和三倍。
然而，尽管欧洲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如此严重依赖其银行业，但不断下降的回报率使银行越来越无力支持最需要它们帮助的经济部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受雇于中小企业的情况下。相比之下，美国仅有约一半的劳动力受雇于中小企业。
在未来10年，欧洲必须完成以下五件事，才能将其银行体系拉上正确的道路，从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欧洲将可能重复日本过去20年经济上的痛苦经历。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欧洲难以承受重蹈日本覆辙的代价。
1. 整合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
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市场相比，欧洲的银行体系要分散得多，而且其银行业的竞争地位也因此受到影响。我们以美国为例，其五大银行占美国所有银行资产的一半。相比之下，欧洲五大银行占其银行业总资产的份额不到1/4。这便是应进行银行合并的一个关键原因。
欧洲银行业的这种分化导致出现了结构性的低回报，这又反过来损害了实体经济。跨境贷款的供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本国之外银行有贷款的欧洲家庭只有1%，非金融企业也仅有9%。与此同时，欧元区内来自企业的跨境存款只有8%，而来自家庭的几乎为零。
鉴于欧洲理应从其单一市场中获益，但如此低的跨境融资率可以说毫无意义。银行业整合将有所帮助。这是因为银行业的回报率通常与市场集中度相关。
2. 政策制定者需要打破障碍
仅仅进行整合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打破障碍，构建合理的市场结构。他们需要采取措施打破非私营部门银行合并的障碍，鼓励该部门内部以及与私营部门银行之间进行更多的整合。这些机构的存在有着不同的目的。通常它们的市场纪律较松、鼓励优先考虑盈利能力的激励机制较弱、外部资本来源较有限，因此，可能会使“银行-主权国家恶性循环”（bank-sovereign doom loop）延续下去。
3. 打破主权债务的恶性循环
如果欧洲的银行业要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么任何隐藏的不利因素都必须被公之于众。在这方面，监管机构必须改革对欧洲银行业不利的主权债务相关规定，并防止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实际上，欧洲银行的平均主权债务敞口相当于其核心一级资本的170%。这是美国银行敞口的三倍多。
几十年来，主权债务的监管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助长了世界陷入恶性循环的风险。在许多情况下，违约的可能性被完全忽略了。这会导致危险的激励机制。诚然，通过《银行复苏与处置指令》（Bank Recovery & Resolution Directive），主权债务对银行的风险敞口受到了限制，但如果考虑到债务的可持续性，银行的主权债务敞口仍然是风险因素。
尽管2011-2012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凸显了解决恶性循环的重要性，但它仍相对容易被忽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欧洲银行业突出的“本土偏好”问题。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本国政府债务占欧洲银行主权风险敞口的60%左右。相当于一家美国银行持有巨额的州政府债券（而非美国国债），这将使该银行更容易受到那一特定州财政问题的影响。
为了使家庭、企业、政府和银行摆脱恶性循环，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通过取消风险加权特惠待遇，对主权风险敞口实施更严格的资本要求。类似地，也可以采用流动性监管方面能够替代主权风险敞口特惠待遇的其他方法。
第二，通过完全或部分取消“大额敞口制度”（large exposures regime）下主权敞口的豁免，以及针对集中度风险引入资本要求，以鼓励走出本国偏好、在欧元区范围内实现敞口多元化。
第三，在压力测试和宏观审慎监管中，更加重视主权风险敞口。
4. 完成银行业联盟
如果没有银行业联盟，那么进行跨境整合和实现一体化银行体系的前景将非常渺茫。一个更紧密的银行业联盟将有助于打破目前阻碍整合的一些障碍。例如，现行的欧洲法规规定，流动性要求需要在每个国家的子行（而不是母国银行）层面被满足。完成银行业联盟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欧洲存款保险计划（EDIS）。这应该是今后十年的一个优先事项。
与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样，风险共担应该由银行体系提供全部资金，而且我们的提议包括由银行业支付的前期资金。同时，（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资金被用尽，则需要事后“补充”，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存款保险的差别费率反映“风险”的不同，这与在计算单一处置基金（SRF）风险调整后的贡献中使用的风险因素调整法类似，而后者还可能反映破产和止赎权框架的差异。
这将使国家层面的存款保险计划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统一的欧洲存款保险计划（EDIS），该计划由已管理单一处置基金（SRF）的单一处置理事会（SRB）来运作。还可以分阶段逐步确定依赖国家层面计划以及欧洲计划的时间表，以反映在实现降低风险目标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
5. 欧洲需要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资本市场联盟
欧洲银行体系的规模给欧洲大陆的经济带来了可怕的风险。事实上，欧洲银行业市场的规模是整个欧元区经济规模的2.7倍，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银行业市场规模略小于其经济规模。
而资本市场联盟能够帮助降低该风险。事实上，鉴于欧盟对伦敦金融中心的的历史依赖程度，在英国退欧后，建立一个更好的资本市场联盟变得更加紧迫。
欧洲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创建一个更具雄心的资本市场联盟。首先，创建更深层次的跨境市场，以帮助减少“本土偏好”。其次，通过鼓励使用基于市场的其他融资渠道，减少对银行体系的依赖，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基础设施项目或长期融资而言。最后，重振证券市场，将其作为融资的来源和风险共担的对象。
第三点提到的建立一个稳健的证券市场尤为关键。目前欧洲证券市场的规模仅为0.5万亿欧元，而美国的证券市场规模达11.5万亿美元。证券化为银行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并且可以促进信贷风险向市场中的其他机构转移，从而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向实体经济发放新的贷款。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提高了银行的资本效率和盈利能力。
这些建议的许多基础构建块已经到位。由于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已使若干主权国家和企业受益，却对家庭和银行造成了损害，因此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有必要平衡各部门的规模。有鉴于此，考虑到经济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紧密关系，欧洲决策者应将欧洲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作为未来十年的最高优先级事项之一，以确保欧洲大陆走上美国式的发展之路，而非重蹈日本式的艰难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