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婉是什么意思(《乐府指迷》：发意不可太高)
《乐府指迷》是南宋末沈义父的词学著作。沈义父，字伯时，号时斋，江苏震泽(今吴江)人，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淳祐二年(1242)在南宋都城临安认识词家翁元龙。次年，经翁元龙介绍认识吴文英，探讨作词方法。后任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讲授程朱理学。致仕归，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为“时斋先生”。著《时斋集》、《遗世颂》、《乐府指迷》，前两者已佚。
《乐府指迷》是宋代一部重要的词话，与张炎《词源》、王灼《碧鸡漫志》合称为“南宋三大词话”，代表了宋代词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词是配合燕乐的歌词，唐五代时期，词的文本被视为音乐的附庸。随着词体的演进，由音乐形态渐变到与音乐脱离的文学体裁。
在沈义父看来作词是必须要协律，这是诗与词的重要区别。《乐府指迷》十分注意诗词之辨，开篇就强调“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沈义父的“音律”指的是词的字声，而不是词乐，在他看来，是否协律是词体与诗体的重要区别。
所谓“音律甚协”，其实只是在强调词的“格律”，即所谓平上去入，这种对字声的强化其实是强调案头化词的写法，而不是按词乐填词。
《乐府指迷》提到“词法”:“壬寅秋，始识静翁於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这是首次在词学文献中提到“词法”，是词学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
《乐府指迷》引入诗法的理念来谈论词的作法，实际上表现出沈义父新的词学观：正视词体已经成为书面文字的现实，借鉴论诗的理念论词。《乐府指迷》中开始大量关注词的文学的一面，他遍论“词的作法”即字法、句法、章法、词作风格，专论达8条之多，另外在其他条中也多涉及到怎样安排词的结构、怎样遣词造句、强调词要古雅、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强调词风清劲而不生硬的特点等等。
沈义父一方面提出“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一方面又指出“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在反对俚俗和古奥两种极端倾向的同时，举出了理想的典范———周邦彦。
南宋中后期一些填词者受新兴的唱赚、缠令的影响，表现出俚俗的倾向，《乐府指迷》对这些“鄙俗语”、“俗气”、“教坊习气”、“市井语”表示反对，强调在作词时“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明确反对把词写成不雅的缠令。沈义父说清真词所以冠绝时说“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说清真词“无一点市井气”，则是把周邦彦的词划分为雅词一类。《乐府指迷》在论康与之、柳永、姜夔等人作词的得与失时，就是以用语是雅还是俗为标准的。
沈义父反对填词的另一极端“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过度追求古雅，把词写得生硬、晦涩。过度雕饰，会造成两方面的恶果，一种就是不够圆融，造成生硬；另一种可能堆砌文字、典故，太过晦涩。沈义父坚决排斥这两种不良倾向。
沈义父《乐府指迷》对词体的重新审视、对词坛弊端的批评，以及对周邦彦的推崇等一系列的词学见解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所谓缠令是新兴起的俗曲形式，又简称“缠”，有引子，有尾，中间可以组合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若干只曲子而构成一个套曲，这与元散曲的结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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