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慌乱的演出。
提词器空白、现场观众搞不懂乐队在唱什么、评委们窃窃私语、舞美效果几乎为零......
但慌乱是别人的,五条人只有Just do it。
演出前,他们在普通话歌《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和海丰话方言歌《道山靓仔》之间纠结很久,最终跟导演确定:为了比赛,演点观众能听得懂的东西。
然而,当主唱仁科的手风琴响起时,乐队成员知道,他反悔了......
比赛时临时换掉曲目。这意味着灯光、舞美、效果、提词器……全都作废。
果不其然,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首场演出,就被淘汰。
可谁能想到,先出圈的是这个被淘汰的乐队呢?
自称“农村拓哉”、“郭富县城”的乐队主唱仁科,成功将一档音乐竞技节目变成了欢乐脱口秀,贡献了节目开播以来最多的热搜。
在知乎“五条人为什么被淘汰”的提问下,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临场换歌,故意找死,当时灯光师被迫扭成DJ,摄影师找不到方向,超级乐迷的问题卡变成废纸,我们的导演脸都绿了。所以,我们活该被淘汰。
这是五条人乐队被淘汰后的一次自白——他们自己默默去知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有什么看点的话,五条人一次次被淘汰,粉丝们执着于一次次把捞他们回来,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行为艺术。
即使没有他们演出的几期《乐夏》,弹幕里仍有大量粉丝在刷:“捞五条人”。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偶尔一句“别再刷五条人了”,从屏幕一侧漂到另一侧,没激起任何浪花……
但几乎每个捞五条人的粉丝都在想,“五条人”到底什么意思?
粤语中,“条”,常被用作量词。
名为“五条人”,实际上,他们的核心成员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计两条。
乐队成立至今,几乎所有人都会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五条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后来五条人又加入了两个新成员,这个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只有四个人?
另外一个五条人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海丰话唱歌?
《乐队的夏天》第一期,大张伟误以为仁科穿着人字拖、用海丰方言唱的《道山靓仔》是《道上的靓仔》。
这是一场塑料普通话引发的乌龙,但却十分奇妙的反映了观众对五条人的第一印象——街头仔。
别人我不知道,但仁科和阿茂亮相的那一刻,我脑海里冲出的是陈浩南和山鸡哥。
更多媒体将五条人定义为“小镇青年”,确切的说,还是那种整天在街头跑的小镇青年。
五条人不是混混,但确实在街头呆过。
玩乐队似乎总跟穷挂钩,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当过走鬼(摆地摊),卖打口碟和盗版书。
仁科和阿茂都来自广东省,海丰县。
我搜了一下海丰这座县城,发现它其实跟中国南方的其他县城没什么区别。
有大商场、宽马路,也有数不清的羊肠小巷,里面塞满饭馆、小诊所、理发廊。
海丰很热,很湿润,很嘈杂,当地人会讲好几种方言,福佬话、潮汕话、客家话……但这些都可以叫“海丰话”。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唱片让更多人听到了海丰方言。
出圈的《道山靓仔》就是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歌:
道山靓仔咿哟,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
道山靓仔咿哟,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发;
道山靓仔咿哟,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
老势势,你老势势;你老势势,你老势势;
老势势是海丰方言,可以理解为“厉害!厉害!”。
这首歌唱的,也许是任意一个小镇街头靓仔,也可能是台上穿人字拖的他们自己。
从贩夫走卒到货车司机,从小镇青年到打工仔,他们歌里全是些小人物的故事,有的充满江湖气,有的非常鸡毛蒜皮,大多取材自身边人和身边事,甚至直接来源于社会新闻。
比如专辑《梦幻丽莎发廊》里的那首《初恋》,“一辆货车撞上了高架桥”、“一名年轻的男子抱头痛哭”,这些歌词来源于一则新闻:
一个男人因为听到初恋结婚的消息,痛哭不已,结果一不小心把车开上了墙。
五条人发布的首张专辑《县城记》,后来被《南方周末》授予了年度音乐奖,说它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想给自己的音乐安上如此宏大的命题,面对记者递过来的赞誉,仁科非常惊讶地说,没那么多理由,因为其实我们就生活在底层,写歌的同时也在写自己……
很多人之所以喜欢五条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个字:真实。
听他们的歌,我总感觉自己蹲在马路牙子上。5米开外,尘土飞扬。仁科和阿茂骑着摩托,穿着人字拖,操着海丰话,摇摇晃晃就过来了......
小镇青年五条人,举手投足,有点夸张,但跟做作却没有半毛钱关系。
曾经,「小镇青年」这个词总带有贬义,与杀马特、混混挂钩。后来,这个词成了互联网时代的香饽饽,成了一片潜力巨大的「下沉市场」。而现在,它被更多人拿来自比——人人都是大时代的小镇青年。
在《2019年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里,小镇青年的特点被勾画的十分明显。
和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那两位小城女孩一样,摆在小镇青年面前的,是第三部曲——
《离开的,留下的》
小镇青年们往往分成两拨:
要么放眼世界,去大城市搏一搏。要么吾乡心安,过好小镇生活。
人人都知道大城市机会遍地,但竞争激烈;小镇惬意舒适,但略微单调。但无论离开,还是留下,在这份报告里,这两拨小镇青年有一个共性——向上越迁。
调查中,73%的小镇青年主动参加过各种培训。他们更珍惜上升历程,普遍愿意在空闲中把时间分配给学习,相信教育改变命运。
这些从尘埃里生长起来的小镇新青年,有一股倔强向上的力量。
离开的,如五条人。
他们后来去了大城市——广州。
刚开始他们在城中村租了间排练室。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没有窗,那儿原本是个大排档。
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像打鼓一样。
留下的,如上一季《乐夏》的九连真人。
他们在大城市受教育,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没有996,赚钱不多,生活安稳。唯一需要抵抗的,是家里人对他们不务正业做乐队的指责。
尽管他们有些赌气似的在《莫欺少年穷》里唱,“我阿民一定会出人头地,日进斗金”。但他们还是选择扎根家乡,创作音乐。
无论离开还是留下,那些歌里写的,是一部小镇青年的成长史,更是我们平凡的大多数。
在华北浪革乐队的那首《县城》里, 有条高赞的评论写道:
不可否认的是,与大城市相比,小镇似乎更能赋予青年们某些洗不清、抹不掉的原生特质。
我曾经惊叹于毕赣电影《路边野餐》里那段42分钟的长镜头,感慨怎么会有人在一部处女作中,就将独木桥、摩托车、小巷、游船、乡间小路等等空间的转换,与故事线对应得这么巧。
直到我看过毕赣长大的小镇——它有电影里那样高低错落的建筑,错综复杂的小巷,望不到头的隧道。
我们不能脱离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谈创作。
毕赣说:“小镇青年是我电影和我在为人处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我没有在褒扬它,它就是我生命经验里非常重要的词汇。”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这个标语曾被五条人印在首张专辑《县城记》的封面上。
首张专辑后,他们尝试用海丰话、粤语、普通话,甚至是英文来唱歌,希望发出更多的声音。
有粉丝拿专辑过来找他们签名,阿茂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撕去窄窄一条,签好名。然后,细心地将CD装了回去。
这是走鬼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文:观复歪歪子
监制:观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