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摆地摊卖什么最赚钱而且很受欢迎,深圳摆摊卖什么好?
在深圳摆摊有卖衣服(运动装,女装,童装,内衣内裤),鞋子,水果,药材,珍珠,百货,各种食品,等等,你说卖什么好,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对哪行了解吧
月入过万“假象”背后,深圳地摊江湖里的残酷与心酸
晚上七点半,坪洲站C出口,人群涌动着泻了出来,像是刚从海水里拉到舢板上的鱼群,从网里挟裹着倾泻而出。
天色已暗,店铺、商场、摊位亮着各色的光,“10块钱”、“哈密瓜”、“清货啦”、“29.9任意选”……混着噼里啪啦的油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忽远忽近的争吵声冲击着耳膜。油烟味、煎饼味、体味混杂在空气里,男男女女蠕动在摊位的缝隙里。
ONE
01
“摆摊的,比路人还多”
阿强叉着腰站着,和旁边的阿丽阿慧扯着闲天,三个人时不时爆出一阵狂笑。
对面,一个夜市街的管理人员走过,对着他们远远举起手机。“拍我们记得开美颜!”阿慧嘴里大声调侃着,一边伸手把脸捂了个严严实实。
“这对很好看啊,我帮你调一下”。28岁的楠楠语速很快,把手伸向摊位前的年轻女孩的耳垂。女孩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楠楠盯着女孩的表情,继续着她的推销“这对可以搭v领的衣服,很适合你,很有特点。”女孩没有应声,摘下了耳环,放回桌面上,转身离开了。
不远处,奶茶店门口排起了一溜长队——那几乎是坪洲夜市摊人气最旺的地方。一家挂着全场9.9牌子的耳环摊就摆在奶茶店对面。两个职业摆摊的女孩热情招呼着过路的人。看到我举起的相机,摊主收起了笑容,“你是干嘛的,不要乱拍”。
楠楠是个全职妈妈,摆摊之前,在家带了一年多的娃,没能出去工作,也很少接触朋友。两个月前,她决定通过摆摊重新“与社会接轨”。
“这两个月,感觉摆摊的人比路过的人还要多。我们在这摆摊,听的身边摊友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做了,要清货了,明天不来了。”楠楠说。
摆摊的竞争,比她想象中激烈。近两个月,坪洲的摊位数量由充裕变得紧俏。就算去得很早,能在地铁口占到好位置,没有吸引人的产品,还是卖不出去多少。年轻人的地摊越摆越少,楠楠补了几次货,逐渐疲倦了。
“现在是有政策,没准也以后又会严了。”她准备卖掉最后一批货,就撤出地摊,着手复习十月底的健康管理师资格证。相比于流动的市场,一份稳定的工作,踏实得多。
杨芷低头站着,眼睛盯着手里的毛线针,黄色的毛线在手指间渐渐成型。乱哄哄的市场里,周围的嘈杂似乎被绝缘了。她安静得像是站在了龙卷风的风眼里。
一眼看过去,杨芷的摊位精致得与周围格格不入,绿丝绒桌布、星星串灯,色彩明艳的针织手袋……
没有生意的时候,她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针织,或与旁边的摊友闲聊几句。杨芷几乎不会主动招呼行人“买我东西的是小众人群,大多数人都是觉得你的摊位好看,过来看一眼。”
摆摊两个月,她学会了通过观察路人的年龄、关系特征,判断对方会不会购买。“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孩”。
有男伴的女生,想在她的摊位前多看几眼,一般都会被身边的男人死死拉走,“可有可无的东西”,男人们丢下这句评价。也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拿着她的针织包一个一个打量一遍,知道价格后嘀咕着“太贵了”,摇摇头离去。
杨芷通常不会争辩,“我看到她们就知道做不成,不想浪费口舌。”
挨着摆了几天摊后,楠楠和杨芷成了“盟友关系”,经常一起出摊、轮流占位。
楠楠羡慕杨芷的针织摊“够特别,能做网上的爆款,生意稳定”。
杨芷则认为楠楠的生意“成本低、利润高,又会推销,一个晚上总共能赚五六百块钱,月入过万”,有次,看到一个女孩在楠楠那里买个十几对耳环,着实让她羡慕了一阵儿。
不过,杨芷有正式工作,摆摊只是个副业,她不愿投入太多心力。上班累、摆疲了或者下雨了,她都不会出摊儿,“我们跟职业摆摊的比不了,人家时间充足,经验也多“。
TWO
02
“10年,还是没逃出摆地摊的命”
阿丽在树下坐下了。她开始埋怨,最近来摆摊的年轻人混乱了这个市场。“他们就是来体验一下生活,不想干的时候就把货全部低价清掉。都是一样的货,10块钱3双的袜子,你清货卖10块钱5双,那我们还怎么卖?”
阿丽有三个摊子——两块布上分别放着包和耳环,一个不锈钢晾衣架上挂满了女款衣服。远远看到有人在这些摊位前停留片刻,她松垮的神情开始收紧,立马从地上站了起来,扯着嗓门凑近对方,“靓女看看啊,有没有喜欢的!”
“今天倒霉了,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顾客走了,阿丽悻悻地坐了下去。
“你过来看看,哪件好看,我摆在前面,剩下处理掉算了。”她招呼我过去,帮她选几件展示款。拨开那满满一排的短袖和裙子,大logo、大笑脸、浓艳的配色,土味的款式......我看了半天,实在选不出一件更好看的。
阿丽盼着地摊管制能更严一点,这起码能帮她逼退一部分竞争者。“情愿让他们管,我们就不用这么早出来占位置。”阿丽说。
她几乎每天早上六、七点出摊,担心用来占摊位的架子被别人拿走,有时候要从早守到晚。说着,阿丽撸起袖子,展示她两截色号大相径庭的手臂“连本带利一天赚个七十块,还晒的跟煤炭一样,有什么意思。”
“主要是在这摆,利润空间不大”。阿丽自言自语地说。“摆到天虹去,这边卖19.9的衣服,我起码要卖35块。那里人有钱。”
“那我卖40。”坐在隔壁的阿强接话。如果说在糟糕的生意之外,还有什么慰藉,就是这些一起摆摊的老伙计了。他们七八年前便认识,都住在坪洲。帮忙占摊,扯扯闲篇儿、出了事,随时都有个照应。
在他们摊位的不远处,有一个卖衣服的大姐,每天晚上都坚持做网络直播卖货。在阿强眼里,这种直播的意义就是“没有生意,解解闷。”
“有什么用,总共你就这么多货,在这里都卖不出去,在网上卖,销量肯定也不会有变化,卖到天花板上都卖不动。”
生意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变差了。“就是那些淘宝、拼多多,把我们做死了。”
互联网电商兴起,让攒了一笔钱、租下一间档口的阿强,又一次回到了地摊。“摆了十多年地摊,还是没逃出跑城管的命。”
THREE
03
地摊,是他们的活路
前几年,城管抓得很严。阿慧记得那个时候,摊贩们远远看到“鬼”出动,就“三五秒收拾好,开始打游击战”。大家挤搡着往地下室跑,城管在后面追,边追边骂着“你们这些不要脸的。”
“不要脸,骂的就是我们这些生意再差,也要天天出来摆摊的老手。”阿慧有两家摊位,其中的耳环摊,还没有开市。“年轻人可以觉得生意不好、累,就不摆了,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有什么办法。”即使有时候,一天都赚不到几十块钱,但只要房租、生活费悬在头顶,摆摊就是阿慧他们在深圳的活路。
除了摆摊,阿慧没有想过找其他工作。一来自己没什么文化,稍微有些门槛的工作都不够格,进工厂都年龄大了;二来她要带小孩,给别人看店,不如摆地摊自由,至少小孩还可以带到身边照顾。
旁边,阿慧的女儿跑过来,拿着一杯奶茶。“八块钱一杯,天天就知道要钱买,下次我就把你送给城管”,阿慧随即骂了起来。
说罢,阿慧对着阿丽、阿强开始吐槽,吐槽自己、孩子、家庭。空气闷热,像是一口随时都要炸开的锅。
坪洲地铁站警卫室门口,另一个饰品摊位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场是一场没有声音的直播。小女孩打着手语,跟直播间同是聋哑人的粉丝们互动。
经营饰品摊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和两个中年女人,也是聋哑人。纸笔、手机屏幕,是他们与顾客的主要交流工具,有时也会用手辅助。有不明情况的人,拿起一个小风扇,张口就问,看着他们忙着拿纸笔、打手势,不耐烦地转身走了。
不远处,还有同样寂静的烧烤摊。聋哑人师傅专注的翻动烤串、撒上调料,身后,是嘈杂的人群,马路上有货车驶过,发出轰雷震耳的声响。他将烤好的烤串递给顾客,然后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青年一笔一划地写下“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坪洲学习开店的。”尽管现在的生意“不是很理想”,他们还是坚持下午四点出摊,晚上十二点再收摊回去。
“以后想租一个店面,开一家饰品店。”他拿起手机,展示自己收藏的“开店笔记”。每一个字都标注着拼音,那是他能读懂,却没办法发出的符号。
十一点多,阿强收摊了。成捆的蟑螂药、洗发水,大大小小的包,塞进三个大麻袋。一个袋子横放在电动车前面,两个放后面,阿强勉强可以挤在中间。“看到没有,我每天就是这么走的。”
夜色下,阿强抬起右腿跨上了电动车,在麻袋的缝隙间把身体摆正。车子在机动车道上狂飙猛进,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灯火通明、大厦林立的街巷中。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